就目前来看，对于经济增长过快减速的担忧已经成了中央关注的焦点。所以，政府会提高对于风险的容忍度，放宽地方政府债务的口子，提高其融资便利。但目前经济中已经开始滋生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，不容忽视，未来可能带来较大的挑战。因此，应该本着“法治为基础，适度灵活性”的原则，制定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政策。

　　以法治为基础，对地方政府债务依法约束。

　　美国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，其经济受到沉重打击。尽管如此，美国的政府债务严格依照法律规定，不得随意扩张。美国的州一级政府可以发行债券，但伴随着严格的监管。

　　监管主要内容包括事前监管和破产机制。

　　事前监管指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的借贷活动做出规定，具体规定有：借贷只能用于长期公共资产投资，一般不能用于政府的日常支出；对借贷的关键变量事先做出限制，包括财政赤字、偿债比率、担保上限等；要求预算过程公开透明，对财政账目进行公开的审计，定期发布财政债务信息。

　　此外，建立了完善的破产机制。

　　地方政府如果出现债务违约，将进入到破产程序。破产机制的设计考虑公共机构破产与私人机构破产的不同，既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，又要注意维持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。目前美国的破产法仅允许市和市以下地方政府宣布破产，不适用于州政府。在完善的法律约束之下，美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权责利较好地匹配，风险合理分散，减少道德风险。

　　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，也应在完善法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约束。

　　首先，从法律层面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。鉴于地方政府负债巨大已是既成事实，承认此事实并不会减轻地方政府的责任，反而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承担其债务责任。其次，严格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。对于债券融资所投资的项目，从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多个环节进行监管，使之高度透明化。发挥地方人大对于政府发债的约束力，培育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、项目评估机构、信用评级机构等，为投资者提供客观中立的各类信息。

　　充分认识到转型的意义和难度，减少政策灵活性。

　　其实这涉及怎么看到转型期的问题。任何一个经济体，从开始经济起飞到最终成长为发达经济体，都需要经过一次次转型。这一过程无论长短，都会是比较痛苦的。它意味着新的产业逐步取代旧的产业；旧的产业逐步退出市场。劳动者们因不再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要么退出劳动力市场，要么需要进行新的职业培训。很少有国家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高速、顺利度过转型期的，我们应该给予经济增速放缓以更耐心的心理准备。

　　同样以美国为例。

　　随着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，美国开始出现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不足。紧接着因过度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业，金融过度创新而产生金融危机。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很大，但同时也是市场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时候。一些低效的企业退出市场，一些过剩的产能被淘汰，资源重新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，并积极向最富有活力、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域聚集。这一期间，美国除了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外，较少使用其他刺激性的政策，对于债务政策更是采取了依法实施的做法。

　　就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而言，当前应坚持适度灵活的原则，不必急于全面放松。应提高对gdp增速下降的容忍度。避免一些落后产业借着宽松的政策死灰复燃，甚至继续扩大，带来更大的麻烦。也避免人为地增加经济的波动，到后来失去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。